跌破2400点 A股反弹“未完待续”

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正式成立，之后，全国各级法院也相继成立了执行庭和审监庭。

权利话语在法律命令说时代作为政治话语存在，主要从属于政治范畴，自然权利与实定法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第224页)。这种回应因此也导致了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滥觞(第 108页)。

直接以两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两项议题研究可直接共享的交叉性工作，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基础性工作。以之为题，马丁·洛克林(MartinLoughlin)教授秉持谨慎的学术态度，成就了《剑与天平 ——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省察》，其问题意识是，很多人认为政治的终结与法律的胜利 (第249页 )是这个时代的强音，为检视论者们在这个议题上或者盲目假设或者明确断言(前言，第1页)，洛克林教授勾勒出一个简约的思想史脉络，希望通过思想史的梳理能引起了我们对当代趋势的发展方向产生质疑(第255页)。《剑与天平》在思想史的旅程中，提供了一个明晰的线索机制。洛克只是基于政府依据制定与颁布的法律而行使权力的逻辑，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权，又在行政权中单列出结盟权，由此形成现代分权理念的雏形。如语言与宗教一般，法律随着光阴荏苒演变成为社会文化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英国的司法历史与形式主义的上述争鸣史并不合拍：法律确定性问题似乎——直到最近——才真正引起了英国法学家的兴趣(第88页)，洛克林将主要原因归结为普通法中反理性主义的传统，或者说英国法官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从先例之中作推理而不是从规范出发展开演绎推理(第88页)在霍布斯那里，主权表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特征，这是根本的政治关系，他斩钉截铁地反对将主权进行任何的分割 (第192页)，由此断绝了对权力运行机制的关注空间。权利推理地表现为无罪推定。

（３）范式的多元性，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不是单一的、唯一的，有多少流派（学术群体）就会有多少种研究范式。显然，它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价值在于建立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的统治秩序。由于提供了一副法律的全景图式，所以，当人们借助于权利本位范式来观察法律现象时，笼罩在法律世界的虚无飘渺的"宇宙精神"、"自然命令"、"绝对理念"等等神秘面纱被统统揭掉，"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意志"、"国家意志"等词汇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得以澄清。法律上明示的权利只是权利的一个不完全的清单，除了既有的权利之外，权利是发展的。

仅以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公法与私法、法律推理四个问题为例，说明之。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由于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出现和发展，使学科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增多，越来越呈现出一体佛和整体化趋势，"范式"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这种趋势。

权利本位范式为法学提炼了一个基石范畴，即"权利"。这个空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就是防止对个人自由和财产进行干预的屏障。它的合性根源于保障平等权利的需要。第四，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建立在对该项权利的保障的基础上，既限制又保障，保障是前提，保障是基础

其中，司法为民是我们党以人为本的崇高精神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理念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建国初期，虽然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为了迅速有效地镇压反革命，也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公检法在很长时间内合署办公。司法改革的外在动力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凸显，其对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出了更迫切、更现实的要求。

但是，法院的设置仍然需要行政机关的批准，各级法院助理审判员的任命、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值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为了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科学发展，我们有必要回顾三十年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发展历程，梳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思想理论与实践进程，总结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成就、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新时期新阶段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前景和趋势。

会议还确定了一批改革试点单位，一场以刑事诉讼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铺开。优化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职权配置，探索分工科学、职责明晰的法院内部体制。

这些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并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谋划和部署司法改革，对司法改革的目标和重点做出更加全面、深刻而准确的表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和发展，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无法无天到规范有序、从"运动国家"到"法治国家"的伟大历史转变。这次会议标志着审判方式改革从试点走向全面实施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伴随着1982年新宪法颁布实施、三大诉讼法的陆续出台与不断完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得以恢复和重建。"五四宪法"规定，法院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产生。

第三，司法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要和谐。第二，司法职能要和谐。

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纷纷实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实施个案监督的地方性法规，有些地方甚至演化为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个人对法院发号施令，致使法院的独立审判受到严重影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特权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对法院的组织体系、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法院经费管理体制等改革进行积极探索，为实现人民法院改革总体目标奠定基础。（二）司法改革的基本成就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两大方面。

所以，司法改革属于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第三，把发展依靠人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落实在法院队伍建设上，提出全面加强法官队伍建设，除了继续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之外，更加重视法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司法能力建设。轰轰烈烈的审判方式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诉讼制度和法院制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司法改革的重视和关注。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司法公正往往需要由司法效率来保证。

经过这些改革，在人民法院内部形成了统一立案、分类审判、集中执行、专门监督的工作体制，使诉讼中的立、审、执、监等各个过程相对独立、相互制约，从而强化了审判的自我监督功能，有利于保障公正司法。人大对法院的全面监督，确立了司法权力来源于人民、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理念，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把人民法院的科学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思考，并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目前人民法院工作的实际状况，结合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来考虑，拓宽思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认真考虑人民法院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

1975年宪法甚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职权（实际上取消了国家检察机关），取消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及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经成为习惯。在革命战争时期，司法行政长期合二为一，法院是根据地政府内部的一个部门，在政府的领导下行使审判权。"2003年5月，由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此司法改革成为中央主导、各部门紧密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家统一行动。

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执行机构，完善执行程序，优化执行环境，进一步解决"执行难"。四是改革和加强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工作，加强法庭建设，改革法院业务经费管理办法，解决法院办案经费不足的困难。

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努力做到依法、独立、公正的协调一致。会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方式，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

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个别单位和少数人身上，但是影响很坏，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重视。司法公正不仅要求公正高效，还要求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